“偉大的國家，一定有偉大的企業。偉大的企業大多是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的企業。”

在2月23日的DBA課程中，長江商學院戰略學及經濟學教授、歐洲市場副院長陶志剛教授以《構建企業競爭優勢：應對顛覆式創新和新國際化之策》為主題，緊密結合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深刻剖析了中國企業在應對新的國際形勢和出海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為企業家學者們制定戰略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美關系現狀及未來走向分析

在上午的課程中，陶志剛教授首先對特朗普2.0政策進行了解讀與經濟形勢分析。

他表示，其政策呈現內政優先于外交的特點，在國內通過大量行政命令對政府進行重組，解決諸如“深層政府”等問題，同時在經濟、政府機構改革等多方面發力。在外交方面，重點在于“滅火”，試圖對俄烏沖突、以哈沖突等國際爭端進行干預，然而其談判策略面臨諸多挑戰。

• 在經濟領域，特朗普面臨著復雜的形勢。陶志剛教授分享了美國通脹問題的嚴峻性及背后的多重因素。美國高通脹的根源涵蓋疫情催生的政治化財政支出、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不暢、戰爭帶來的刺激性支出，以及中美經濟脫鉤引發的結構性通脹等。
• 國際貿易政策方面，陶志剛教授分析了特朗普推行的互惠對等關稅政策。這一政策效仿羅斯福總統1934年的舉措，但卻可能導致與全球貿易機構的關系破裂。美國在關注自身貿易利益時，對其他國家的非關稅壁壘尤為關注。中國關稅本身不高，但美國可能會擔心中國政府強大而帶來的較高的非關稅貿易壁壘。

陶志剛教授提出中美經濟關系當前存在的核心問題，是美國推行去中國化，這一舉措造成美國國內供不應求，進而引發結構性通脹或長期高利率；而中國則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產生了負面影響，甚至對房地產市場造成沖擊。

談及中美貿易戰，陶志剛教授指出了其對兩國汽車行業的深刻影響。貿易戰給美國汽車生產帶來了復雜的局面，雖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土企業，但同時也顯著增加了企業成本，最終導致美國汽車產量下降。對于中國汽車企業而言，貿易戰促使它們積極尋求新的發展路徑，加大了對越南等國的投資，推動了生產轉移。

關于中美經濟關系的未來走向，陶志剛教授認為，雖然當前中美關系面臨諸多挑戰，但雙方并非沒有合作的空間。特朗普傾向于以高關稅為手段，吸引外國公司在美國投資，重建美國制造業，這為中美企業間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中國企業應對策略與海外發展機遇

陶志剛教授分享了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企業的應對之策。他指出，中國企業應采取“往外走”和“往上走”的發展策略。“往外走”即重構供應鏈，通過“中國加一”模式或當地生產服務歐美市場，同時積極開拓新市場，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往上走”則是要大力創新，擁抱顛覆式競爭。

企業出海面臨著諸多挑戰，陶志剛教授提出了應對這些挑戰的關鍵要點。地緣政治風險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企業需要合理設計組織架構，例如通過橫向拆分等方式來降低風險。他強調，在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背景下，企業需要兼顧內外循環。組織架構上，內外循環應相互隔斷，這是橫向拆分的關鍵。但供應鏈層面可進行整合，在IP及品牌使用上也能實現規模經濟。企業可設立負責國內的內循環組織和發展國際的外循環組織，后者還能進一步細分為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對接和不那么友善的國家對接的組織，以更好地適應復雜局勢 。

在海外市場的選擇上，陶志剛教授表示中國企業應考慮三個關鍵因素：

• 因素一：海外選址時，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勞動力成本，特別是在人口數量不大的國家，因為勞動力成本會迅速上升，更關鍵的是資源互補。
• 因素二：有沒有領土糾紛；
• 因素三：有沒有意識形態之爭。

他提出，像泰國、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些國家的成本相比中國還是比較低的，而且制度環境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實際上出去最主要的是看制度環境。”

陶志剛教授分享了自己研究中國不同地區制度環境、營商環境對企業發展和經營策略的影響發現：制度環境越好的地區，企業增長速度越快、存活率越高，經營策略呈現專業分工強、垂直一體化程度低、家族企業控制程度低的特點。

此外，陶志剛教授提出，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可采用綠地投資或并購模式，可通過合資、部分收購等方式借助當地資源。品牌方面，中國企業可采用本土化品牌策略，妥善處理與當地政府和企業的合作關系。

陶志剛教授總結道，偉大的國家一定有偉大的企業，偉大的企業大多是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的企業，而出海是企業實現偉大夢想的必經之路。

企業顛覆式創新與競爭

在下午的課程中，陶志剛教授通過多個行業的實際案例，深入剖析了企業在面對顛覆式競爭時的機遇與挑戰，并分享了相應的應對策略。

陶志剛教授指出，顛覆式創新常常起源于低端市場或新市場的立足點。而大企業往往受以下幾個因素影響，在創新方面面臨困境，不容易主動去顛覆自己的現有業務，這便是 “創新者的窘境”：

1. 資源分配傾向：成熟企業通常會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能夠滿足現有主流客戶需求、維持當前盈利模式的持續性創新上。當突破性創新出現時，由于其在初期往往市場規模小、利潤低，難以獲得企業足夠的資源支持，導致企業在新領域的布局滯后。
2. 客戶需求導向局限：企業過于關注現有客戶的需求和反饋，而現有客戶通常更傾向于對現有產品進行漸進式改進，對新技術、新產品的接受度較低。因此，企業可能會錯過那些不符合現有客戶需求，但具有巨大潛力的突破性創新機會。
3. 組織流程與文化束縛：成熟企業具有一套完善的組織流程和企業文化，這些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慣例和價值觀，在面對新的、非連續性的創新時，可能會成為阻礙。例如，嚴格的決策流程、風險規避的文化等，會使得企業的反應速度變慢，難以快速調整戰略和組織架構來適應新變化。

陶志剛教授通過對新能源汽車、電商和人工智能三個行業案例的分析，詳細闡釋了“創新者的窘境”現象，并分享了企業應對顛覆式創新的策略。他指出，小企業常打敗暫時領先的大企業，原因在于有些大企業決策緩慢、官僚，對新業務了解不足，以KPI為導向影響新部門積極性。

最后，他提出兩點結論：

1. 企業宜小而精，這樣的企業決策快、凝聚力強、好聚焦，能夠更好地適應市場變化和創新需求。
2. 對于大企業來說，若想捕捉創新機會，可以與小公司合作，或者收購小公司但給予其獨立授權，避免大公司文化對小公司創新精神的影響。

隨后，施一公教授以《前沿基礎研究推動醫藥創新發展》為主題，分享了他對生物醫藥和新智能時代的深刻洞見。

施一公教授通過回顧歷史上的科學突破和藥物研發歷程，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生命的過程是有它的內在規律的，幾乎不可改變，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基礎研究去探究和學習。此外，他還表示，人工智能的洶涌來襲，改變著科技的進程和人類的未來，AI在生命科學研究中的應用也將越來越廣泛。生物醫藥產業的前景廣闊，而科技創新將是推動該領域發展的關鍵力量。

施教授還強調，研究型大學作為教育、科技與人才的交匯點，引領變革，是國家崛起的引擎，對科技發展、文明進步至關重要。另外，因為新興產業源于核心技術創新，核心技術來自于原始科學發現，而所有的創新和發現都來自于頂尖科學家，因此頂尖人才是關鍵。“中國需要這樣的教育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要讓中國的科技真正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央，才有可能應對未來的挑戰。”

此次長江商學院DBA的模塊課程緊扣全球格局演變與經濟發展趨勢，聚焦企業家群體關切的顛覆式創新與新國際化戰略核心議題，深入剖析企業競爭優勢重構之路。理論研習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為企業家學者們提供了富有理論高度與實踐指導性的洞見，助力其在企業出海中精準導航，從容應對挑戰。